2015年的时候，我和崔杋圭在台北认识。那个时候的台北还不像现在，弥散着焦躁又紧张的死气。那个时候的台北是年轻的，至少是温柔而散漫的，而我们俩在一所学校读国中。但是我真正开始把崔杋圭的脸和名字对上，是在升上高中的第二年。为了让我念书回家睡的更好，家里干脆搬家到了学校旁边。在升高二那年暑假常年居住在高雄的母亲坐着火车来了台北，见到我时我在居民楼底下帮母亲搬东西上楼。有一个看着和我同龄的男生背着一个黑色的包，从我们一家乱七八糟的杂物里找地方落脚，以便从门口走出去。

妈妈笑着把东西搬开，给他道歉，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搬家。而他也不好意思的笑笑，把耳机摘下来，和妈妈说不要紧，不要紧。可能因为我一直盯着他的脸和包看，他眼睛抬了抬，也看见在角落里穿着灰色短袖，抱着妈妈的水桶，在烈日下几乎被晒伤的我。我被发现那样不礼貌地看着人家，稍微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超他点了一下头，又抱着东西往楼上跑去。在上楼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来这张脸：啊，崔杋圭，国中时期总是被当成老师舞台展示的秘密武器的隔壁班的人，台湾的文艺教育可真烦人，就是为了这种人的自我展示才有那种舞台要求的吧。这是我从记起他开始对他做下的第一个定义。

后来我知道，崔杋圭的背上背着的是一把价值着六十万台币的小提琴。那年暑假他几乎要天天去上一对一的小提琴课程，因为他想去念音乐学校。在搬家之后我也几乎完全摸出了他的作息和生活习惯，因为他常常背着小提琴，每周一，三，五下午四点，在修完高中白天的课之后准时的去音乐老师家里一对一的拉小提琴，而周二与周四，他在学校琴房和音乐老师一起练琴。我见到过他父母和他一起下楼开车，于是我知道他们家的车子长什么样。后来我发现周一他父母有空，会开车送他。剩余的周三与周五，崔杋圭要自己走去不远的地方坐公交车。而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我常常会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已经准备好一切，掐好点往车站走的崔杋圭。

在我的印象里，他那个时候总是戴着耳机，穿的衣服还是高中的校服。台湾男生的校服是类似于中山装与西装的结合体，剃短寸的男生穿起来像日剧里的大哥大，更多的青春期的男生穿着则显得土气，虽然我也有被夸过长得板正，也有女生和我表过白，但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只是比较干净，实在算不上很出众。学音乐的崔杋圭则从内到外透露出有钱人家小孩的气质，或许也是音乐生的要求，要看着比较体面。所以他脸一直很干净，乖乖的剃掉一点点小胡须，衣服穿的板正，因为似乎每天都熨过，让人有时候简直不得不关注到他。

我在放学遇见他时常常看他一眼，他往往没什么表情，一开始没注意到，后来他发现了我的那一点目光，也看我一眼。我也不介意，毕竟住在一栋楼。所以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这样的关系，互相认识，但是从来不打招呼。也谈不上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客观来说的话，我知道有崔杋圭这样的人存在在台北的学校里，我感到很新奇也有点悲伤。因为在我焦虑着升学考试和人际关系的年龄，居然有这样幸福的生活着的人。

因为莫名其妙的生活，平时听到的闲言碎语和领桌的女生凑在一起讨论的无聊的八卦太多。我的朋友们实际上和我也不算多么熟悉的关系，只是一起吃个饭而已。放学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从世界里掉出去，也不想主动爬回来。于是朋友们成群结队地走了，走之前还要和我打招呼，说太显啊，我们走了哦，你一个人会孤单吗？我知道知道这句话有调笑的意思，但是我不在乎。所以笑笑就过去了。

我就想办法慢吞吞的避开所有人。自己一个人等熟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也戴上耳机，什么音乐也不放：我只是想告诉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想和任何人交流。于是在人来人往和车来车往的街头，我听着耳机外面杂乱的噪音，有一种和世界分隔又接轨的幸福。在那种幸福淡淡的维持着的时间里，崔杋圭在三、五的出现，让我开始有点好奇他的耳机里到底是什么。

如果拉小提琴的话，可能会是小提琴曲吧。

我会这样想，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在高雄生活，学过钢琴，家人会在晚饭的时间好像洗脑一样放巴赫，只为让我感染一点艺术细胞。实际上我觉得我有，在弹琴时也常常被老师夸，但是我实在是不喜欢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每天都要练习的任务，因为我有点喜欢钢琴。所以后来拒绝了继续学钢琴，母亲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偶尔嘲笑我和念叨：啊，如果去学钢琴了可能就好一点了。但是我心想不是的，不是的啊。如果我去学钢琴，大概会活的更麻烦，我开始觉得有点烦躁，因为我不是崔杋圭，没有人每天给我熨好衣服，也没有周一可以送我去上钢琴课的父母，也没有一周去上三次课的钱和时间，在路上听歌的时候更不可能听巴赫。于是妈妈每次说一遍这个，我就不自觉的心里想起崔杋圭一次，想起崔杋圭一次，我就在想：真可恶啊，如果有条件，我也想过这样的生活。

想吗？其实不一定，可能只是我想逃避着现实压力山大的学业的借口。我心想。

毕竟我一直也不知道崔杋圭在这样的生活里是否幸福，我只是他生活里的旁观者，旁观的还非常不上心。因为他是老实本分但是因为先天条件还是名声出众的风云人物，女同学去他班级门口约他吃饭一类的传闻，一周至少在班级里传一次。高一的时候我每一个课间都因为作息适应的不好在睡觉，念了高二之后终于有清醒的时间了。结果每一个清醒的时间隔壁桌的人讨论的八卦还都大差不差，变化程度比数学老师的出卷套路的变化还要小。写着圆锥曲线，听这种话和同学爆发出的笑声，无聊的简直让人有点心烦。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听了，带着数学作业在自习的时间去教室外面找地方写。有时候是走廊里的座椅，有时候因为走廊也很吵，就去艺术楼找空教室。最神奇的是，只要在下午一点后去，那些空教室一次也没上锁过，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我担心被外面锁门，所以很困的时候也很少在那里睡觉，就支撑着疲惫的精神发呆、写题、发呆、写题，然后等待着打铃。

我作为青春期学生，却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是好学生，不是成绩的好坏，是我从来就不太喜欢听老师的话。规章制度，文体要求。要穿体操服上的体育课很麻烦，要穿制服上的学校很麻烦。但是规则需要有选择的遵守，不然会引发比遵守规则更麻烦的麻烦。我就这样做着看起来很守规矩其实完全懒得听的学生，而想到崔杋圭，我在那时对他下了第二个定义：崔杋圭在我心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乖乖仔，乖乖地享受家里给的好东西，然后又乖乖的听着家里的话，去做一些让他看起来脱颖而出的东西。就像一张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纸，散发着热热的温度和墨水的味道，格外的平整，上面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这个印象真的维持了很久，导致每一次和崔杋圭的对视，和别人口中这个名字的相处，在女同学提到他又被表白时，朋友提到他之前打球技术时，露出的漫不经心的反应背后，我心底简直都是这个想法。让人想嘲笑的，又不得不看见他的乖乖仔。我享受着这样偶尔对崔杋圭的单人份审视，就大概这样过了两个月，这个享受权力就被剥夺了。是一个春季学期的周二，坏学生翘了上午的第四节课，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只是厌烦了老师一直在教室里讲课的声音。听见艺术楼的琴声，我想起来今天好像是艺术生的练习日，就顺着声音往熟悉的教室走，想进去睡一觉。

虽然不清楚有没有开门，但是打算先去看了再说。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走到教室门口了，然后坏运气好运气和好笑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了我眼前：坏运气是教室的门确实没开，好运气是有人已经在替我爬窗了，好笑的事发现我站在后面之后爬窗的人一下子摔了进去，然后乖乖仔的声音和课桌翻掉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我听到乖乖的、守规矩又平整像一张打印纸的崔杋圭大喊了一声“我靠。”在那一刻，我的享受权力被剥夺了，但是我感觉到更有趣的东西出现在了我面前。所以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又感觉非常的没礼貌，于是努力憋住了，赶紧跑到窗户那里去看他。

我说：“你没事吧，同学？”与此同时抓紧时间观赏着狼狈地摔在课桌椅堆里的崔杋圭，视线敏锐地捕捉到他被椅子腿蹭脏的裤管，和他好像有点擦伤的手掌，最后才看见那张脸：那张秀气又干净的脸，除了平时乖乖抓好的头发因为重力原因被上升气流吹乱了，还是看着那么整齐，干净。我试图解读那张脸上的情绪，但他好像脑子不太清醒一样，眼睛睁的很大，有点发懵，难得的露出了属于这个年龄的人的傻气。这傻气让我感觉特别满意：我很想道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阴暗的感觉到满足了。但是总之崔杋圭就那么傻愣了三秒钟，那三秒钟真的是我从认识崔杋圭开始，对他感到最愉悦的三秒钟。

在台湾的文艺教育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崔杋圭让我感觉无聊，在平时风云整齐的崔杋圭让我感觉厌烦，在平时和我互相撇一眼的崔杋圭倒是让我好奇，而好奇的就是在我对他说出“你没事吧？”这样的话的时候会露出什么表情。我心满意足，而他听见我的声音之后转头来看我，而在看见我的脸的那一刻终于反应过来。

没事没事。然后他反应过来了，又理所当然地把那种笑眯眯的表情搬到这张整齐的脸上。我心底又开始想嘲笑他扮演着体面的乖乖仔的样子，那简直是一声冷笑。但是出于我们并不是什么熟悉到可以不那么温良的关系，我犹豫了一秒钟，还是伸手，越过窗户去给他当扶手，然后他自然而然的抓住了我的手。隔着一道窗，作为坏学生的姜太显把不小心掉在满是灰尘的废弃教室的乖乖仔白纸崔杋圭重新抓了出来。崔杋圭好像完全不在乎那些脏和伤，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就去给我开门。我在教室门口等着他整理好，等着门打开，又走进去很有默契的先一起开始把课桌扶起来。

我们整理课桌的时候，窗外的琴声就那样一直响，弹琴和练小提琴的音乐生们为了升学，在午餐前弹肖邦弹的好像要让台北这座在15年尚且温柔新潮的城市患上抑郁症。那还是春天，而本该在琴房充满感情的拉小提琴的崔杋圭和本该在文化教室痛苦的学习的我，一起在艺术楼的废弃教室整理着坍塌的桌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