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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家在赤峰街附近，而我家则在三民国中附近。台北捷运在15年时不太方便，在大陆捷运似乎叫做地铁，其实在台湾不叫做地铁也很正常，因为捷运是在地上跑的。我小时候曾经去东京参加过演出，捷运更像一种短程和快速版的新干线。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而且这一代路经过了台湾海峡漫延进岛屿，又和大气循环过的一条淡水河，建成的时间就更加晚。所以我几乎在父母没空的时候，全都要等公交车。

在高一时这很无聊，但是我不在意，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聊变成了我生活的常态。日复一日的拉小提琴，在十三岁就考完的海顿大调协奏曲变成每次去老师家里开始练琴的热手曲目，以至于一听到这个曲目，我就在脑子里开始犯困！但是因为每节课热完手就要考验上节课布置的练习，每次只能硬着头皮强打起精神准备。

我的小提琴老师是一个长相会让人想起林青霞的女人，简而言之虽然非常的惊艳，但是的确是说不上温柔慈祥的长相，尤其是她不怎么笑。为人也确实非常的严厉和高要求，父母选择她做老师，也是为了让我更加听话和认真。虽然知道别人对我有很多猜测和莫名其妙的误解，从小到大听到的学校的老师的夸奖无非就是听话懂事，也知道同学喜欢谈论我。或许因为在哥哥毕业之前父母一直对我疏于关心。就连小时候跟随乐团出国，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在哥哥毕业去了美国之后这关心落到我头上却变了质，我没办法想象哥哥受到的宠爱，因为我好像得到了一切，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回顾我的生活，爸爸作为公司经理在赚钱，而妈妈为我熨烫好衣服，每周一送我去上小提琴课，回家之后再像老师的分身一样，监督着我写完学校的作业，然后继续拉小提琴。西班牙第一乐章拉的让人厌烦了，又拉贝多芬，自己一个人的独奏却要在脑子里幻想是四人的重奏。每每忘谱，妈妈就会温柔地问我白天在学校里是不是忘记练习了。问完就算说没有也不会有惩罚，但是妈妈的陪伴和温柔都好像在一刀刀把不够厉害和不够努力的我割开。

把我割开又有什么呢？难道割开一块铁，里面会藏着金子吗？或许是有这样的存在，但是把认真的拉小提琴的崔杋圭割开，只有在周二的逃课，在周一从父母的小汽车上跳出去的冲动。

我觉得我太糟糕了，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妈妈太好了，但是这好却让我不舒服。我觉得它变质了，这变质让我的家庭关系几乎发霉，以至于我总是怀疑自己作为一个酵母是不是太糟糕了，它本来不应该变成一个柔软温暖的面团吗？为什么里面会长满了要把我吃掉的霉菌？

我不懂，也和任何人都没得说。认识我的人很多，我的朋友却很少。记忆力每天则分配在三种事情上，琴谱、英语单词默写、和那些和我打过招呼的脸。记住别人的长相，对我的态度，像一种微妙的本能。说不上擅长察言观色，但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比起同龄人某种程度上更早熟一些。和女生因为性别差异不可能大面积的一起玩，和男生则因为缺少共同话题几乎也没什么交往。到了高中时期，总是会有人恋爱，而我身边几乎连算得上朋友的人都还在摸索中。

在漫长的台北的夏季里，我几乎每天自己背着小提琴，去坐公交车，跨过淡水河去赤峰姐。南方岛屿的夏季热的可以把人烤熟，每天昏昏沉沉地走在太阳底下，我喜欢台北，因为小，我讨厌台北，因为建筑对我而言还是太拥挤。带着耳机却在听自己偷偷在mp3里下的珂拉琪、伍佰。家人从来没翻到过，因为我的mp3里面有七百首小提琴曲，每次自己翻到这几首流行乐都要把手摁到痛为止。

生活就这么寡淡又让人焦躁，看不见未来的一日又一日地连轴转。高一的暑假，齿轮里好像加入了新的东西，而父母为我定了闹钟就去上班了。早上九点我从楼上冲下去，到最底下的时候却被旧却完好的家具和行李包裹了，找不到地方落脚。距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距离热手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那一家人用闽南话温柔地和我道歉，听起来却不是台北当地的口音。

我下意识露出抱歉的笑容，抬头却看见了一个穿着灰色短袖的男生直愣愣的盯着我。那是一张我有印象却叫不出名字的脸，我意识到他和我一个学校，好像打球的时候还和我经常碰面。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这说明他肯定没和我打过招呼。我觉得这有些玩味，于是也认真的看了他好久，直到他不好意思地低头。